这一规定的实效如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做出乐观的估计。

然而，大会的筹备必须在会议召开的两年前即着手为之。就其定义而言，几乎所有的宪法设置都是为了维持稳定，不止因为它具有比一般法律和公共政策更为持久的特征。

我希望将来能够与我的中国同行们就这些或者其他的一些宪法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而在非洲国家中对于总统制的探讨更是如火如荼。注释: 此文为Cheryl Saunders女士2007年4月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宪法学协会主席桑德斯欢迎仪式暨国际化时代的宪法学课题圆桌会议的讲演稿。在澳大利亚联邦成员这一层上已经有一部分出现开始了制定权利法案的尝试。最后，和以前一样，各种各样的权利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宪法学者所关注的最为重要的话题。

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宪法学者不应夸大自己的学科。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于将于今年06月即将在希腊雅典举行的世界宪法学大会的议题作一简单勾勒。无论当时莫斯科当局与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主宰的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进行磋商，还是与摩尔多瓦共产党第一书记卢欣斯基（Petru Luchinski）沟通，分裂的大势都已经不可逆转。

四个政党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也进行了竞选，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获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在巴斯克地区获得了超过一半的选票。政治势力开始依照民族属性进行划分。1989年3月，苏联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在1640年发生的葡萄牙独立运动中，葡萄牙的平民阶层有很强的葡萄牙民族意识，因而激烈反对西班牙国王的统治。

政治文化和族群意识随即影响了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次西式普选，并且受到了该次普选的促进和激化。实际上，1860年代美国内战时期，一些南方分离主义者即是将宪法理解为一种契约，因而可以在北方违约的基础上退出契约。

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分别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选中胜出。一般来说，转型之后的第一次大选是所谓奠基性大选（foundingelections）。即便塞尔维亚及其支持者黑山也开始准备大选，但呈现的景象也不是全南斯拉夫联盟的大选，而是各个加盟国的大选。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来切入区域民主选举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具体剖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个典型国家中区域民主化的案例：西班牙、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

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意味着族群文化的同质性。民族主义正满足了在政府产生之前中界定人民的需要，即通过更为具体的民族来界定颇为抽象的人民。[42] 郑非：《天鹅绒分离二十年》，《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129页。斯洛伐克方面，梅恰尔领导的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也大获全胜。

由于捷克和斯洛伐克面对共同的敌人，共同完成了此次革命，革命刚刚结束之时两边的关系非常融洽。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支持宪法的人数占到了投票人总数的90％以上。

在苏联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过程中，区域民主选举在全国政治中的主导性是重要的促动要素。[6]实际上，贵族阶层较易形成统一的、跨民族身份的群体，然而平民则较为地方化，易于强调其自身的文化、习俗特性。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改革的过程中，香港人的本土意识不断发展，本地身份认同（identity）逐渐强化，并且日益政治化。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两个反对团体公民论坛（捷克）和公众反暴力组织（斯洛伐克）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推翻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议会选举则采取了比例代表制（即各政党按照选票比例来分配席位）。克劳斯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对梅恰尔及其领导的政党很不认同。对《学苑》和其他学生，包括占中的学生领袖的错误主张，我们不能不警惕。[35] 然而，革命成功后的蜜月期随即被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冲突所打破。

在设计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选举范围、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都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14] 然而，一旦作为统合性力量的新君主在特定地区丧失了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领导权，民族主义就会凸显出来。

摘要:  在当代宪法政治实践中，区域普选一般来说容易与身份认同问题交织在一起，并对国家统合有不小的影响。最终一部新宪法获得了四个主要政党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获得了通过。

双方随即在11月份签订协议，分享国家权力。其中，全国性的大选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功能。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认同而言，阶级属性远远重于民族属性。美洲殖民地的英国臣民在独立革命中逐渐成为我们美国人民。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区域民主选举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1）在区域选举的第二天，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为民族区域地方力量现在以获得民主支持为由藐视中央政府。在率先进行的斯洛文尼亚1990年大选中，有15个政党和3个公民团体参与角逐。

双方就制宪权处于联邦层面还是各国层面发生了分歧。而首次民主选举在地区层面展开的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最终激化了族群矛盾，导致了国家分裂。

[14]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 Quintin Hoare＆Geoffrey Nowell Smith（ed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1995）．p.335. [15]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New York: W. W. Norton＆Company,2000）． [16] Ricardo Garcia Damborenea, La Encruicijada Vasca（Barcelona: Editorial Argos Vergara, 1984），p. 52. Quoted from Juan Linz,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 （2） The Exit from Communism（1992），p.125. [17]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Daedalus（1992），p. 126. [18] Richard Gunther, Giacomo Sani＆Goldie Shabad, Spain after Franco： The Making of a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p.311． [19]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 Daedalus（1992），p.126. [20]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 Daedalus（1992）， p. 127. [21]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 Daedalus（1992），p.128. [22]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 Daedalus（1992）， p. 128. [23]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 Daedalus（1992）.p.130. [24]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ed.），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ompendium of Reports on the Elections Held from March through June 1990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990），pp.57－58. [25]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ed.），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ompendium of Reports on the Elections Held from March through June 1990（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990） ,p.62 [26]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ed.），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ompendium of Reports on the Elections Held from March through June 1990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990）， pp. 62－63 [27]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ed.），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ompendium of Reports on the Elections Held from March through June 1990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990），pp. 65－72. [28]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ed.），Elec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ompendium of Reports on the Elections Held from March through June 1990（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990） , p. 50. [29]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 Daedalus （1992）．PP. 131-132. [30]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Elections in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Soviet Republics（Washington, D. C.，Dec. 1990），p. 89. [31]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Elections in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Soviet Republics（Washington, D. C.，Dec. 1990），pp. 115-119. [32]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Elections in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Soviet Republics（Washington, D. C.，Dec. 1990），p. 165. [33] Juan Linz＆Alfred Steph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121（2） Daedalus（1992），pp. 134-135. [34] 郑非：《天鹅绒分离二十年》，《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121页。2013年，《学苑》编印一本名为《香港民族论》的书，主张香港‘寻找一条自立自决的出路。

[2]身份认同问题因而是属于意识层面的，与特定人群的体质特征和种族因素并不自然等同。香港人的独特政治认同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尤其受到近三十年以来中英谈判、回归安排等政治变化的影响。

前共产党总书记、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ek）则当选为联邦议会议长。相反，葡萄牙的贵族和精英阶层则更倾向于与西班牙王室和贵族交往与融合。民族主义一方面可以巩固国家统合，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助长地区分离的趋势。我们并要求与学运领袖有密切关系的政界人士劝阻。

比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加泰罗尼亚人一方面满足于自己控制自己的政治文化事务，比如教育和媒体等。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捷克斯洛伐克解体。

南斯拉夫尤其如此：其普选都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层面进行，而非在全南斯拉夫层面进行。内战之中与之后，各加盟国相继退出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其后整个巴尔干地区因为南斯拉夫的解体陷入了战火之中。

在这些选举中，民族问题都变成了焦点所在。[12]人民主权因而与民族主义之间有了密切的关联。